4月27日，龙头村村民黄明祥展示养殖的蜜蜂。

　　4月28日，正在制作拖把的龙头村村民张小峰。

　　4月27日，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龙头村，村里新修的供无房户居住的阳光院。

　　4月28日，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，贺龙故居所在地的贺龙桥。　　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

　　开发民智谱新篇

　　——桑植县龙头村发展教育培训脱贫样本解析

　　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谢德才

　　扶贫必先扶智，治穷必先治愚。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龙头村脱贫攻坚的实践对此作了生动的诠释。

　　这个总人口为1278人的贫困村，有90户共323人为贫困人口。最近两年通过发展高效种植业、组织外出务工，特别是在扶持读书、开展培训上多方着力，该村在2016年底摆脱了贫困，奔向全面小康。

　　4月27日，记者实地探访了龙头村在开发民智、发展教育培训脱贫过程中的点点滴滴。

　　1 培训“能干人”，创业促就业

　　龙头村距离桑植县城不远，但受制于公路建设等因素，贫困户不少。

　　2015年，张家界市委办、市档案局派出工作队，到龙头村实行驻村帮扶。经过多方调查、入户走访，驻村工作队认定，只有抓城郊高效农业产业开发才有出路。

　　龙头村耕种条件较好，驻村工作队把通往县城和周边的路修好后，从村里开车到县城只需15分钟时间，发展城郊采摘体验型休闲农业具备独特优势。可是，村里一直以来都是种植水稻，没人懂得如何打理“娇贵”的草莓、葡萄等。

　　“不会就学。”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向华中告诉记者，村里选出“能干人”，派他们到张家界、长沙等地接受专业技术培训。学习费用由工作队负责，学到的技术“归学习者本人”，唯一的要求是，把学到的技术用到龙头村的发展上来。

　　最终，50来岁的妇女吴玉英把草莓种植技术“学到了家”。村里建起10亩草莓园，作为村集体经济，由吴玉英负责管理、经营。吴玉英带领村里的贫困村民，坚持施用农家肥，培育原汁原味的生态草莓，受到县城居民的追捧。2016年，10亩草莓园为村里赚得5万余元的纯利润，也给10余名务工的贫困村民带来每人8000元到15000元不等的收入。

　　村党支部书记黄华介绍，吴玉英家不属于贫困户，但培训她一人，就能带动一批贫困人口脱贫，大家都满意。

　　今年29岁的黄明利，村里将他作为返乡创业人才引进，资助他接受培训，系统学习葡萄栽培技术。他自己投资创业，在龙头村办起9亩高标准葡萄园。葡萄虽然要明年才挂果，但开发葡萄园的这两年，同样为村里的5名贫困村民提供了工作岗位。他说：“现在做事的村民每人每年大概是5000元收入，等葡萄挂果了，他们的收入至少翻一番。”

　　与村里多数人接受水果种植技术培训不同的是，贫困户张小峰是唯一一个学拖把制作技术发展手工业生产的。驻村工作队一方面帮扶他小额贷款5万元钱，一方面资助他培训四五个同村的“产业工人”，使他的家庭小作坊于2016年8月顺利开张。尽管每个拖把的纯利润不到1.5元，但去年仅仅4个月就批发出去1万余把，张小峰自己小赚了一笔，四五个产业工人也跟着一起脱了贫。

　　据统计，两年来，龙头村共有60户124个贫困村民直接或间接受益于各种教育培训，增加了收入。

　　2 “奖补”大学生，反哺家脱贫

　　对于有子女正在读大学的贫困家庭，一般都面临着“两难”选择。坚持让子女读下去，家里一时可能会更穷，但如果挺过了那三四年，子女毕业工作后就能反哺家庭，整个家庭能走上脱贫之路。

　　出身于农家的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向华中对此深有体会。他一面广泛收集龙头村的贫困大学生信息，一面积极联系对口帮扶人，用点对点的方式，帮扶贫困大学生坚持走下去，依靠教育实现脱贫。

　　今年62岁的贫困村民张朝法，有两个女儿，自己体弱多病，大女儿有小儿麻痹症。可是，这位身残志坚的孩子，在2013年考上了大学专科。在想尽各种办法读完大二之后，到了2015年下半年，家里经济上实在支持不下去，学业无法继续。如果就此放弃，龙头村毫无疑问只能将她“因学致贫”的建档立卡信息修改为“因残致贫”，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改变。

　　此时，驻村工作队和点对点帮扶责任人及时伸出了援手。向华中说，他们专门安排了一笔助学资金，并协调学校和有关方面，彻底解决了张朝法大女儿最后一个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等问题。同时，帮助张朝法修缮了房屋，改造了厕所，添置了一些必要的家具，使他们父女3人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。

　　2016年6月，张朝法大女儿顺利毕业，在长沙找到了一份财务会计工作，每个月工资接近2000元。仅仅半年时间，就把全家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了4000元。

　　据悉，龙头村有正在就读专科及以上的大学生18名，其中属于贫困家庭的6名。

　　驻村工作队对非贫困家庭的本科生实行奖励，以营造崇尚读书的风气。村里去年考上清华大学的田紫豪，虽然不属贫困家庭，但获得了最高5000元的奖励，将全村重视教育的氛围推向高点。

　　对贫困家庭专科及以上的大学生，驻村工作队根据家庭情况实行有针对性的帮扶救助，确保他们毫无顾虑地走好人生最紧要的几步，日后助力家庭一举脱贫。

　　3 “覆盖”未成年，确保有书读

　　开展教育扶贫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——保障每一个未成年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都有书读。这也是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的一个重要内涵。

　　翻开龙头村的精准扶贫花名册，在“主要帮扶措施”一栏，随处可见“助学帮扶”的字眼。记者细细一数发现，全村共90户贫困户，有近40户家庭获得了每年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助学金、生活补助，其中90%是有初中生、小学生的家庭。

　　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向华中告诉记者，工作队筹集、整合的扶贫资金，除了修路通水、发展产业、修缮民居之外，其余的大部分都用到了助学上来，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。

　　除了在资金上对所有贫困家庭给予助学帮扶，驻村工作队还给全村所有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，免费发放书包、字典等学习用品。同时，张家界市委办、市档案局的结对帮扶干部，以及驻村工作队队员，利用各种机会现身说法，与家长拉家常，与学生常谈心，宣讲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，鼓励孩子们多读书、读好书。

　　龙头村没有小学，以前，村里的孩子上小学都要到村外去，来回要步行8公里。驻村工作队在新修村部时，就在旁边一并建起一座新小学。新学校各类硬件设施都不错，师资配备也比较到位，目前已有近20名学生入读。教室里书声琅琅，校门口溪流潺潺，交织成龙头村最动人的乐章。

　　还有一些贫困家庭的“两后生”(初中、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学生)，虽然已经不在义务教育阶段，但大多数还是未成年人，仍需要教育帮扶，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。

　　今年45岁的彭桂娥，连“半劳力”都算不上，独自一人把女儿拉扯到初中毕业后，已是家徒四壁。村里安排她们母女住进专门为无房户、危房户新建的“阳光院”，驻村工作队安排她女儿参加“雨露计划”，接受免费学习培训。学有一技之长的她，在城里觅得一份工作，开始养家糊口，脱贫自不必说。据统计，两年来，全村共有八九名贫困“两后生”参加了“雨露计划”。

　　向华中说，他们正在考虑，将这些助学措施“稳定”下来，形成长效机制，持续不断地帮助家庭贫困的学子。

　　【龙头村档案】

　　龙头村距桑植县城、洪家关白族乡政府和正在兴建的利福塔火车站均为6公里左右的车程，张桑高速(正在兴建)延长线穿村而过。

　　全村总面积3.8平方公里，总人口1278人。全村贫困人口90户323人。其中，2015年脱贫50户187人，2016年脱贫40户136人。

　　【脱贫者实话实说】

　　黄明祥(46岁，全家3口人，但老婆和孩子的户口不在龙头村)：

　　我以前就是打零工糊口，家里也没房子住，穷得很。后来，驻村工作队让我住进了阳光院，帮我找了张家界市委办的一位领导对口帮扶我。那位领导送我去外面学了养蜂的技术，去年7月还送了5箱蜜蜂给我。我按照那些技术认认真真地养，当年就收入4000多元，加上务工收入近1万元，全家脱了贫。

　　现在，我又增加了15箱蜜蜂，村里在种植草莓、葡萄，养蜂不用赶花，今年收入应该会更好。

　　张小峰(41岁，全家5口人，此前仅靠他一人打工维持生活)：

　　我父亲和老婆身体都不好，两个孩子读小学，以前在浙江打工，到处漂，我那点工资只够租房和吃饭。

　　现在回来做拖把卖，利润虽然不高，但脱贫还是比较简单的事，而且感觉能安下心来，孩子读书也有着落。

　　驻村工作队以前帮我搞了小额贷款5万元，这次又答应扶持我修建一个工棚，我真的很感谢他们。

　　张朝法(62岁，全家3口人，大女儿大学毕业，小女儿正上高三)：

　　我虽然只有60来岁，但医生说我的身体相当于80多岁了，不但赚不了钱，还要花钱吃药养病。

　　村里让我们都吃了低保，驻村工作队找人资助了两个女儿读书，我吃药也有扶持。没有他们的帮忙，我不晓得我们怎么过得下去。大女儿现在每个月差不多能赚2000元，家里经济好多了。

　　以前我家里脏得很，驻村工作队队员进来都没地方坐。后来他们帮我搞了卫生，修理了厕所，还经常提醒我要注意家庭卫生，让女儿住得舒心一点，读书环境更好一点。我听了他们的意见，现在改了习惯，家里干净多了，自己心情也好多了。

　　【记者手记】

　　教育扶贫也要注意提高“情商”

　　刘勇

　　在教育扶贫过程中，着重是要提高受教育者的技能，让他们更好地创业、就业，实现脱贫。这是在提高贫困人口的“智商”上下功夫。但是，对一些特殊的贫困家庭，还需要提高“情商”才能脱贫。

　　驻桑植县龙头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向华中在走访中就发现，很多农村家庭都是因家庭矛盾而致贫的。一些夫妻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或几次纠纷，就闹到要分崩离析的地步，最后破罐子破摔，一步一步沦落为贫困户。也有一些家庭，家庭成员特别是主要劳动力染上赌博、酗酒等恶习，陷入贫困。

　　这样的家庭，显然需要特殊的教育扶持才能解开“症结”。否则，再好的扶贫政策，在三天两吵的家庭里都可能收不到实效；再好的扶贫效益，也只不过是为赌徒增加新的赌资，为酗酒者增加一壶酒钱，并不会在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上有任何改善。

　　对这种特殊的家庭，要采取特殊的教育方法。它需要扶贫一线的同志们，深入贫困群众的家庭，以讲故事、打比方等各种“接地气”的方式，晓之以情、动之以理，让贫困群众在逐步提高“情商”中同心协力，将贫困驱除。

　　提高贫困家庭成员的“情商”，很难像提高“智商”那样，效果立竿见影。也许三番五次教育下来，贫困群众改变、提高的就那么一点点，但细水长流，只要能让贫困群众的生活因此慢慢好起来，付出终归是值得的。